状元是科考第一名，是维护统治阶级统治的得力干将；统治者大都要为他们树碑立传。

清朝统治期间，一共出了114名状元，他们大多是人中龙凤，虽然没有都做到名垂青史，但也都尽职尽责，在各个领域作出了突出贡献。

唯有一位状元确实例外，他曾经担任左都御史、兵部尚书、礼部尚书，拜协办大学士，人称徐相国，在世的时候风光无限。

(资料图)

但后来他不但没有名垂青史，反而落下了很坏的名声，死后皇帝都懒得给他谥号，正史也没有给他立传，哪怕是《奸臣传》。

这罕见的待遇，倒还不如吴三桂。他不但没能名垂青史，连吴三桂遗臭万年的资格都没有。

无论是《清史稿》，还是《清史列传》都看不到他的名字，这是为何？

同治元年(1862年)四月二十一日，科考成绩下来了，全国考生屏息静气在倾听考官宣读榜单。

”第一名，嘉定徐郙……“

24岁的嘉定青年徐郙听了没有说话，而是放声大哭。

这个年龄中状元，是个什么概念？

曾国藩在24岁，仅仅是个举人，参加全国考试（会试）名落孙山。

左宗棠这个年龄参加了3次全国考试，均榜上无名；因此死了参加科考的心，娶了两江总督陶澍的女儿，开始一心一意当教师。

李鸿章在24岁的时候，倒是榜上有名，但名字比较靠后，列二甲第十三名，也就是全国考试成绩排名第16位，跟徐郙差了15位。

再看晚清名臣张之洞，在24岁的时候也没有实现自己的理想，直到两年之后才考中了进士第3名。

至于三朝名臣，汉人中唯一享受配享太庙殊荣的张廷玉，在24岁那年同样默默无闻，直到28岁才考中了进士。

由此看来，徐郙确实不简单，堪称是出类拔萃。

因此成绩公布后，全国考生都羡慕徐郙，说他是幸运儿。可是，徐郙听到宣读之后，却似乎没有表露出欣喜之色，而是痛哭起来。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我太难了！”

咸丰十年（1860）春，22岁的举子徐郙，千里迢迢从嘉定孤身一人来到京城，满怀期望参加三年一次的科举会试。

谁知道三场考试过后，传来的却是“噩耗”：名落孙山。

金榜面前，有人欢喜有人哭。看着榜上题目的同年们喜上眉梢的样子，徐郙一脸茫然，他踟蹰在街市，进退两难，不知如何是好。

家境贫寒的他，跋涉千里前来应试，花光了家中的积蓄，如今一试未中，让人情何以堪？若是就这样回到家乡，如何面对父老期待的目光？即便能厚着脸皮回去，但此刻已经化完了盘缠的他，怎样才能回家？

他年纪还不大，还不死心，仍旧想拼搏一次。

到时候，自己还要来北京，将会有两个月以上的时间耗费在路上，还会有大量钱财扔在路上，实在可惜。

留在京城，等待下次大考，才是自己的最佳选择。很多同学，都做出了这样的选择。但是人家那样做，有自己的优势。他们要么是官二代，祖上曾经在朝廷身居要职，银号里有高额存款，还在京城有豪宅。要么是富二代，老子是做生意的，家里不差钱。

虽然在京城没有豪宅，但是人家有足够的资金在京城租住豪华套房，不担心钱不够花。

还有一种人，家里虽然不是大富大贵，但父母有固定收入，捧着铁饭碗，可以留居本省设在京城的会馆，支付一定费用，也能够在那里安心读书。

徐郙不属于这三种人，要想留京，还有一条路，那就是经名人荐举，到一些权臣家为人家抄写书牍，或是到权贵家庭书馆当家教，辅导人家的子弟读书。

可是24岁的徐郙其貌不扬，而且不会讲“普通话”，说的是一口大家听不懂的吴语，很难获得京城豪门的青睐。

这可怎么办？难坏了徐郙。

就在他左右为难的时候，他认识了直隶乐亭县（地处河北）才子史香崖，得以到距京城三百多里的乐亭县，在当地望族崔家当家教，真是天无绝人之路。

崔家的当家人从徐郙的不俗言谈和书法作品中，看到他有真才实学，认为他是“潜力股”，就告诉他不必把教书当回事，好好温习功课就是。

并且崔家还拿出一笔钱，为徐郙建造了一个书房，让他在那里安心读书。

两年之后，为庆同治小皇帝登基，朝廷特设恩科，徐郙前去考试，一举高中状元。

可以说，没有崔家，就没有徐郙的成功。徐郙非常懂得感恩，当时高中的喜报，没有送往家乡嘉定，而是指定递到了乐亭的崔家。

从此，乐亭有了传说：徐郙出身嘉定，却在乐亭得了状元。这个故事说明，崔氏是伯乐，徐郙是千里马。

但是，也有人对此持不同看法，说徐郙徒有虚名，没有真才实学，之所以能高中状元，全靠作弊。

比如《清稗类钞》“徐郙会试未搜检”一则，云：“徐颂阁协葵郙，以同治壬戌(1862)通籍，是科会试检查极严，凡携片纸只字者，具屏斥。搜检者及徐而倦，得不搜。”

也就是说，监考的士兵都会对进入考场的每个考生进行搜身，可是徐郙排在最后，到搜身的时候士兵太累了，让徐郙得以带着小抄进入考场，作弊过关。

不过要是考八股文的话，徐郙还真有可能作弊。而这期考试完全是即兴问答，让考生现场发挥。

当时国家正值多事之秋，大事一起接着一起。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侵入北京，咸丰外逃热河，强盗火烧圆明园，皇帝在热河驾崩。

咸丰驾崩后，慈禧发动辛酉政变，铲除顾命大臣，然后垂帘听政，政局不稳。

太平天国起义已经数年，席卷大半个中国，如火如荼。总之，当时的大清内忧外患、风雨飘摇。

因此当时的命题，不是八股，而是要求学生回答很现实、很严肃的四个问题：

考察古代，如何修养身心？

择取贤才，如何辅佐朝廷？

传续学说，如何维护儒道？

讲求武备，如何筹划国家？

这四个问题，有思想政治，有人才选拔，有治国之道，有军事知识，能回答上来，且得高分，很不容易。

除非有人事先泄露考题，不然即使带了“资料”进去，也难以回答这样的问题。

如果是有人泄露考题，像徐郙这样一没有人脉，二没有权势，三没有金钱的考生也轮不到啊。

即使他拿到了考题，即使有枪手为他代笔写了不错的答案，但是泄露考题是大范围的，有人买考题，有人卖考题，至少也是十个八个考生事先得到了考题，不可能只是对徐郙一个人。

既然如此，为何徐郙得了状元？这至少说明，徐郙有真才实学。这状元不是蒙的。

事实上，徐郙引经据典，回答得头头是道。

比如在回答第四个问题，如何强国，建设国防（武备）的时候，徐郙是这样回答的：他说大清与外国列强在军事上实力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而不是人们普遍认为的大清天下无敌，不可战胜。

如何能保卫国家主权呢？应该是承认这种差距，然后向西方列强学习，追求船坚炮利。

但是徐郙认为，既有硬件是不够的，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不是物，因为再好的武器也是人来操控的，同时要提高军人的素质，提高军队战斗力。

徐郙从周代一直说到明朝，列举了各朝代整顿和训练军队的措施，认为明朝永乐年间的军事家王骥练胆、练技、练阵、练地、练时的科学训练方法，值得借鉴。

同时也推崇戚继光的练伍法，即练胆气、练耳目、练手足、练营阵、练将之法。

由此可见，徐郙对整军还是有系统独到的见解的。

到了清末，进行了洋务运动，装备了西方先进武器的大清军队，被东方蕞尔小国日本打败，不正是因为军队思想政治工作没有搞好吗？

既然徐郙满腹经纶，为何官居高位之后，没有实现自己的抱负？

一个人有真才实学，有抱负是一回事；能不能坚持不懈去努力是另一回事。有了状元的金字招牌之后，徐郙便飘飘然了，热衷于声色犬马，没有了理想与追求。

清朝腐败的官场本来就是个大染缸，一不小心就会被染黑，要想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必须能坐冷板凳，清心寡欲，要面壁十年，吃常人不能吃的苦，否则也就是一个凡夫俗子。

而徐郙没有抗拒腐蚀的品德，也没有抗拒诱惑的魅力。《清代吏治丛谈》记载这样一件事，可以看到徐郙的人品。

徐郙担任江西学政使（教育部门主管招生的官员）期间，辖区内有个叫许林的青年才子，跟唐伯虎一样，风流倜傥，不拘小节。

当时南昌知府有个女儿，长得楚楚动人，美若天仙，远近闻名。有一次，知府女儿坐着轿子到万寿宫祭拜神灵，人们闻讯后争先恐后前往，像现在的粉丝追逐偶像一样，都想近距离一睹芳容，结果把万寿宫堵得是水泄不通。

作为才子的许林也随一帮朋友挤在人群中观看，看得非常投入，书也不念了。

要回府的时候，交通堵塞，小姐急得直哭。那时候也没有交警，没有人疏通交通。护卫小姐的门丁为了开路，只好挥鞭驱赶那些挡在前面的围观者，作为观众的许林躲闪不及，脸上也挨了鞭子。

同去的朋友打抱不平，奋起还击，将小姐的门丁一顿暴揍。门丁回去后投诉知府，知府大发雷霆，当即上告学院，要求将许林等革名。

按照法制精神，许林等人寻衅滋事、违法乱纪，理应取消考试资格。

即使把法制放到一边，作为莘莘学子，理应“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如果你想报效国家，只能远离诱惑，耐得住寂寞。

如果你向唐伯虎学习，把精力放在书法和字画上，整天以泡妞为乐，就不要考取功名，浪费名额，不如让给有志者。

因此，知府的要求并不过分，合情合理合法。可是身为江西学政使的徐郙给知府回信说：“秀才虽小，资为上进之阶；门丁虽大，穷属下流之役。妇女入庙，例亦难宽；文士游观，情所难免。贵府自行黜革，卑院安敢异同？”

信中把“卑”字故意写得很大，表示自己对知府不屑一顾。

这不是蔑视权贵，而是践踏大清法制，蔑视价值观，骄纵许林之类的胸无大志之辈。

该书记载说，徐郙背地里将许林等人好一顿臭骂，但是他骂完了，又亲自送这几个纨绔子弟进乡试考场。该书还说，许林后来不负众望，夺得乡试第一名解元。

徐郙后来步步高升，先后担任吏部左侍郎、左都御史、兵部尚书、吏部尚书等职，有了实现抱负的机会，但是没有干出政绩来。

到了光绪二十六年，徐郙终于踏上人生巅峰，以礼部尚书晋协办大学士并身兼多职，权倾一时，被当时的人称为“徐相国”。

但是徐郙依然是在其位不谋其政，说不好听点就是占着茅坑，尸位素餐。

状元出身的他，文章学问肯定没说的，书法、对联也是一流的；但是身为“相国”不能为君王分忧，不能为百姓做好事，不能为强国做贡献，庸庸碌碌混日子，就是最大的失败。

据文献记载，徐郙这个人没有责任心，不但不按时到衙门点卯，而且到了衙门也不看文件，而是让“秘书”处理。

戊戌变法期间，发生了著名的“公车上书”事件，作为朝廷命官，徐郙理应如实上报。

但是身为都察院领导的徐郙迟迟不上，直到光绪亲自过问，他才上报。——“都御史史裕德、徐郙始惧，不数日悉上”。

这样一个庸官，为何能像南郭先生那样，滥竽充数，在大清权力中枢混了那么多年？

这是因为慈禧对徐郙的书法爱不释手，她自己画的画，如《红梅图》、《牡丹图》等，都是让徐郙题字。

有什么样的上司，就有什么样的下属，慈禧得过且过，用徐郙这样的庸官自然很正常。

因为徐郙名声不好，没有为朝廷做什么贡献，所以1907年69岁的徐郙去世的时候，按清朝惯例，翰林出身还是二品以上的官员照例要赐谥的。

然而，现实非常残酷，礼部官员得知徐郙死讯后，竟然无一人出面为徐郙请谥。他的家人感到不平，几次到礼部衙门去讨说法，说你们不能厚此薄彼啊。

但无论怎么闹，最后他们都没有如愿。

皇帝懒得给他谥号，史官都不屑为他树碑立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