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都铎时期，英格兰经济发展存在多种变化，其中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便是谷物价格的不断攀升。学界素以人口增长，需求扩大作为这一时期谷物匮乏频现的根源。经梳理亨利八世时代有关谷物生产与流通的不同文献，可以发现继中世纪晚期以来市场经济的深入拓展，英格兰的谷物种植业日渐萎缩。同时期的西北欧国际市场中，谷物需求竞争不断加剧。亨利八世时代，英格兰境内外经济情势的变迁造成了境内谷物供给不足，并以部分社会群体无粮，谷物盛产区缺粮，军粮难以充足供应的形式显现。常态化的谷物短缺是亨利八世时代英格兰谷物问题的综合体现。
近代早期英格兰（England）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时期。农业经济仍在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谷物种植业健康发展与否关乎社稷民生，故而统治者关切之。农民却不再以此作为安身立命之本。中世纪晚期以来，乡村社会结构逐渐松动，领主对于农民的恩惠随之减少。经济史家赖斯（E. F. Rice, Jr）认为，领主以苛税的方式驱逐佃农。两者之间的依存关系变得疏远。英格兰乡村社会关系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
有关近代早期英格兰经济社会演变的论述，当下国内外学界倾向于“饥荒论”，认为近代早期英格兰谷物匮乏接连出现，并且愈发恶化，分别在16世纪20、50、80、90年代出现饥荒。“饥荒论”者进而将其根源追溯为异常的天气和人口的快速增长。前者认为1526年冬季和1527年春季天气严寒致使庄稼歉收，造成了1527年末伦敦饥荒。异常的气候会干扰谷物生产，却不能阻断谷物进口。后者指出近代早期英格兰人口快速增加，引起谷物需求膨胀，推动谷物价格急遽上涨。谷物商囤积谷物从中投机，阻碍谷物流通。这种历史解释可归结为“需求论”。“需求论”者以人口增长作为基本依据，检视16—17世纪英国社会经济变迁，但这易于消弭社会经济演进的时代性差异，尤其在各种变化错综复杂的都铎时期，前后期时代风貌迥然有别。鉴于此，笔者立足考察亨利八世时代（Henry VIII， 1509—1547年在位），认为这一阶段英格兰没有出现社会饥荒，也不是由于人口快速增长带来的需求膨胀造成谷物匮乏，而是谷物供给不足造成了常态化的谷物短缺。本文以《亨利八世时代国内外信函与文书汇编》（Letters and Papers, Foreign and Domestic, Henry VIII）和《都铎王室诏令集》（Tudor Royal Proclamations）为基本史料，辅之以《王国法令集》（The Statutes of the Realm）、时人著述和旅英外国人见闻录等文献，先从3个面相揭示亨利八世时期谷物供给不足的表现，而后进一步探析英格兰境内谷物生产和西北欧国际谷物贸易中存在的结构性变迁，最后辨别“需求论”的有失之处，并申述拙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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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谷物供给不足的表现
亨利八世时代英格兰民众并没有全部陷入无食可餐的悲惨绝境，而是生在谷物短缺的时代。部分社会群体无粮，谷物盛产区缺粮与军需谷物难以充足供应是这一时期英格兰谷物问题的显现形式和存在方式。
谷物短缺及价格攀升没有对社会各阶层造成普遍困扰。社会上层不受谷物消费的困扰，因为他们执着于对改善提高性需求和享乐奢侈性需求的追逐。社会史学者的研究指出奢华的服饰消费造成贵族乡绅的财富流失，生活陷入贫困。为了限制贵族、乡绅群体的奢侈消费当局颁行服饰法。1533年王室诏令表明贵族与乡绅在奢华服饰方面的消费热情不曾消减。他们的日常生活一如既往地物资丰盈，衣食无缺。史料记载：“桑蒂斯（Sandis）奉命抓捕托马斯·沃尔西时，看到沃尔西正在享用丰盛的家宴。”首辅托马斯·沃尔西（Lord Chancellor, Thomas Wolsey，1515—1530年在任）饮食一贯讲究排场。其侍从乔治·卡文迪什（George Cavendish）写的《沃尔西传》（The Life and Death of Cardinal Wolsey）有多处记述。第五代诺森伯兰伯爵家的早餐食物配给清单显示，每个大斋节（Lent）期间的星期日、二、四和六会给家中仆从提供定量的早餐。仆从们都会分配到数量不等的面包和咸鱼片。伯爵家人的早餐食物充足且多样。
荒歉时期，乡村居民并非普遍缺粮。1527年秋英格兰出现庄稼歉收。年底，国王派遣钦差（commissioner）赶赴地方，随地方官吏一同细致排查、登记农户的储粮情况。1527年11月的排查显示，埃塞克斯郡（Essexshire）的克莱里（Clayley）百户区（hundred）农民粮食充足，而北安普顿郡（Northamptonshire）的亨克福德（Hynkford）百户区严重缺粮。这里有大量农民口粮短缺，谷种不足。1528年1月的调查表明，诺丁汉郡（Nottinghamshire）的宾格翰（Byngham）、纽华克（Newark）、瑟尔加顿—里斯（Thurgarton Lithe）3个百户区各自有余粮1103夸特（quarter）、580夸特、1196夸特可出售。威尔特郡（Wiltshire）的布伦奇（Brenche）、多塞尔德（Dolseld）、安德迪奇（Underdyche）与阿尔德伯里（Alderbury）的4个百户区内只有个别农户谷物盈余。1527年庄稼歉收后，北方和南方的乡村居民中虽然没有出现普遍的缺粮断食，但一些地方的确存在程度不一的谷物短缺。当局进行此次调查的初衷就在于掌握谷物富余量，统筹协调，督促出售多余的谷物，促成农户间有无相济。
亨利八世时代，城市中流浪乞食者无以为餐，四处流窜。流浪者多为失地农民、遣散家丁、失业的雇工和修道院僧侣。当局视游手好闲为一切罪恶的渊薮，遂施严刑酷法。社会流弊没有解决，却愈加严重。流浪者结群相继北上，加入到了16世纪30年代北方骚乱的队伍中。编年史家记载，骚乱者所举的旗帜有圣杯和面饼的图案。或许这是起义者诉求谷物的隐喻式表达。《1536年游民和乞丐法》（Vagabonds and Beggars Act of 1536）出台后，当局才开始正视流浪乞食者，采取措施有区别地对待这一群体。碍于地方政府掌控的谷物有限，他们开展救助的范围并不广泛。《王国法令集》记载：被遗弃的5—14岁儿童，由当局指定农夫或行业师傅代为抚养。有限的救济是通过社会化的方式实现，主要依靠社会贤达之力，获得救济物资，举办收容场所，接纳符合规定的流浪乞食者，提供少量的食物。伍斯特主教休·拉蒂默（Bishop of Worcester，Hugh Latimer，1535—1539年在任）回忆，其父维持着一家济贫所，不时接济贫困潦倒的邻里。而地方当局为大多数流浪乞食者提供一餐后，便勒令其返回原籍所在地，自谋生计。在日工资购买力不断下降的情况下，收入微薄的工资劳动者生活处境不断恶化。他们和流浪乞食者的贫困状态相差无几。16世纪上半叶，谷物价格节节攀升，以上群体想获得面包无疑是一种奢望。
谷物高产区出现谷物短缺，并且持续存在。中世纪东盎格利亚（East Anglia）的谷物产量长期领先其他地方。1509—1514年，诺福克郡（Norfolkshire）的奥尔梅斯毕（Ormesby）庄园账簿显示，大量的大麦或小麦被制作成麦芽后输送到雅茅斯（Yarmouth）海港，然后外运。到16世纪20年代后，这种情况彻底改变。1532年12月20日，罗伯特·科尔逊爵士（Sir Robert Corson）致信首辅托马斯·克伦威尔（Thomas Cromwell，1529—1540年在任）：“诺福克公爵已向国王言明，诺福克郡和萨福克郡（Suffolkshire）存在谷物严重短缺，大麦和麦芽的价格史无先例地达到5先令/库姆（comb），此后仍在上涨。”谷物短缺的情况在萨福克郡出现得更早。1528年1月3日，萨福克公爵写给首辅沃尔西的信中载言：“萨福克郡东部海岸的居民因缺乏可食的谷物，已经请我向您申请谷物交易的许可证，方便他们携带白鲱鱼、红鲱鱼及鱼仔前往弗兰德尔（Flanders）交换谷物。”1529年10月8日，萨福克郡守（sheriff）宣布了“禁止囤积、倒卖谷物和联合涨价”的法令。法令规定，所有人将超出家庭需求和留作种子以外的谷物，带去市场出售。为获得足够的粮食，官民都在谋划良策。
伦敦（London）虽地处英格兰中部谷物盛产区，有米德尔塞克斯（Middlesexshire）、伯克（Berkshire）、埃塞克斯郡与萨福克郡的部分乡村专门为其供应谷物，但伦敦的谷物短缺仍时常出现。1522年1月26日颁行的王室诏令有云：“埃塞克斯、赫特福德（Hertford）、剑桥（Cambridge）、亨廷顿（Huntington）、诺福克、萨福克、贝德福德（Bedford）、白金汉（Buckingham）、诺丁汉（Nottingham）、沃里克（Warwick）、莱切斯特（Leicester）、诺森伯兰（Northumberland）、德比（Derby）、牛津（Oxford）、伯克、林肯（Lincoln）、萨里（Surrey）和苏塞克斯（Sussex）等郡的居民自诏令颁发之日起，可经水路或陆路自愿地运送小麦、大麦、黑麦和其他谷物。谷物拥有者要向海关保证，会将谷物运送至伦敦而不是其他地方。”上述令文表明王室为解决伦敦粮食短缺问题，极大地拓展谷物征购范围。同时，鼓励百姓参与到向伦敦输送谷物的行列，以弥补官方筹粮之不足。1527年秋适逢庄稼歉收，伦敦食物严重匮乏。1527年9月27日，王室再次下诏，要求为伦敦输送谷物。“最终是来自波罗的海（Baltic Sea）的谷物解除了伦敦谷物紧缺的困境。”伦敦谷物不足的直接后果是谷物谷价高昂。经济史家格拉斯（N. S. B. Gras）的研究指出16世纪40年代伦敦谷物的批发价比英格兰谷物零售价的均值还要高。
驻军的谷物供应不时中断或供不应求。亨利八世为固守加莱（Calais），城中驻守有英格兰最大规模的常备军。和平时期有1000余人。加莱适宜农耕的土地狭小，驻军的口粮由英格兰长期供应。1522年8月20日，王室重臣理查德·温菲尔德爵士（Sir Richard Wingfield）从加莱致信首辅沃尔西，提到：“需要为加莱供应更多的食物。尤其是面包和啤酒，在这里极度短缺。”8月24日，王室诏令有言：“加莱驻扎有强大的兵力，需要经常提供食物。不论何种阶层与身份，所有人都应为加莱提供食物。”1524年12月14日，加莱防区都尉（Lieutenant）费茨威廉爵士（Sir W. Fitzwilliam）致信首辅沃尔西说：“（加莱）边界上从未如此悲惨和缺粮。这里的面包由燕麦、蚕豆和大麦及类似谷物的东西制作。”面包谷物通常是小麦和黑麦，费茨威廉所言无非是为了表明缺粮的严重程度。16世纪30年代，加莱总督（Lord Deputy）赖索尔子爵（viscount Lisle）仍在呈奏国王，加莱谷物匮乏，需大量供应。1544年10月，为解决加莱驻军谷物短缺，王室向伦敦市长下达诏令，行文中改变了以往只言“提供食物”的含糊说辞，变得更加具体明确，需提供“小麦、麦芽、黑麦、燕麦、豌豆、蚕豆、牛肉、羊肉、熏肉、面包、啤酒、面粉和其他食物”。加莱的谷物供应是亨利八世时代中央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加莱驻军谷物紧缺的问题经常困扰国王、首辅和枢密院（Privy Council）。“加莱陷落，未必不好。加莱只是个输入型的城镇。财政署（Exchequer）的账目显示，加莱消耗的英格兰财富是它自身价值的十倍。”17世纪英国史家托马斯·孚勒（Thomas Fuller）此番论述用意显而易见，加莱吞噬了王国包括谷物在内的大量的财富，失去它不算可惜。
即将发兵或行军作战之时，军粮难以充足保障与供应。亨利八世时代为抵御外寇，或是主动征伐，战争成为时政的重要内容。随着行军作战规模的扩大，需要供应的谷物量相应增加。军粮的筹集和配送关乎战局变化。1513年亨利八世计划御驾亲征法国（France），廷臣奏言谷物不足，辎重难筹。国王不得不另作安排。1522年英军在法作战之时，前线将领呈奏国王“一些士兵已经没有食物，很多军团即将没有食物。援军暂缓渡海，等到食物充裕一些（再议）”。1523年萨福克公爵率兵13000人征讨法国。大军从加莱进发，向巴黎（Paris）挺进。最终在距离巴黎22里格（Leagues）的地方，由于军中谷物严重匮乏，加之天寒地冻，只能在饥寒交迫中撤兵至加莱。此时谷物供应之所以成为战事能否顺利推进的决定性因素，是因为谷物需求量过大。1544年6月，英国士兵36000人和德意志雇佣军6000人联合赴法作战。时隔两年后，40000余名士兵再次征战法国。庞大的军团犹如一座移动的城市。按当时军中的食物配给标准，每人面包1—磅/天。全军至少要日食面包4万磅，制作这些面包需要大约25吨小麦。如此惊人的谷物需求，国内无法持续充足提供，并且在1546年国内谷价高达先令/夸特，逼近此前饥荒时期的谷物价格。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亨利八世不得不另谋他法。
当局采取的谷物专供政策体现了军粮难筹。为了避免驻军谷物供应出现中断，当局划定了军需谷物的专供区。肯特郡（Kentshire）的一些地方，如：萨尼特岛（Thanet）、梅德斯通（Maidstone）、霍约恩（Hayorn）、威福德（Twyford）等百户区及坎特伯雷（Canterbury）至海岸的农田上生产的谷物只供应加莱和多弗（Dover）的驻军。萨福克沿岸的乡镇保德塞（Bawdsey）、法肯翰（Falkenham）与阿尔德顿（Alderton）为加莱驻军提供由谷物制作的成品啤酒。此外，为保证军需谷物供应，限制地方市场中的谷物流通。1512年12月15日，王室诏令规定：“为预防敌人登陆和占据海域，载有士兵、水手和火炮手的船队需留守海岸。约克郡（Yorkshire）要为他们提供大量的食物。严禁其他任何人购买和贩运郡内谷物。”在南方，王室诏令规定南安普顿（Southampton）为水师所需谷物的供应地。并对南安普顿附近郡内的谷物流通做了限制，禁止急需谷物随意贩运，或只能将谷物运至水师驻留地。谷物定向外流引起当地市场上谷物价格持续上涨。1545年1月，南安普顿所在汉普郡（Hampshire）的小麦价格是12—16先令/夸特，而英格兰的小麦均价是先令/夸特。1546年6月，两者分别是20先令/夸特，先令/夸特。汉普郡作为南方水师所需谷物的首要供应地，小麦价格涨幅较大，且始终高于同期英格兰的小麦均价。当局采取特殊的谷物供应政策而不完全依赖市场调节，是基于英格兰这一时期谷物短缺的实情。
二、英格兰谷物种植业的萎缩
市场经济在乡村社会的渗透改变了原有的乡村经济生产。农业生产的市场导向促使业主（Entrepreneur）在经济活动中更具主体性。面对传统的乡村经济生产，他们优化选择，转移生产要素至非农耕产业，谷物种植业受到冲击。谷物种植的规模是谷物供给充足与否的前提，尤其在农耕技术没有显著改进的都铎前期。
中世纪盛期以来，英格兰的乡村经济经历了市场化历程，农牧业持续向市场导向的商品化生产过渡。谷物和羊毛作为乡村最主要的产品在市场流通为时已久。亨利八世时代乡村经济变迁延续和发展了这一历史进程。传统社会中的习俗惯例趋于废弛，生产者的价值取向处于更迭转变。乡村经济突破中世纪由领主主导的经济生产模式，业主经济（Entrepreneurial Economy）逐渐替代领主经济（Seigneurial Economy）。经济生产中业主的个体性与自主性增强，他们不再是庄园经济生产规则的被动承受者。业主经济与中世纪的庄园经济存在不可避免的矛盾。敞田制农业（common fields system）是一种共同体经济，农事活动的开展需要村民互相商议，协同耕种与收割，并需要投入大量的劳动力。劳动力密集型的生产方式与中世纪晚期以来人口数量增长持续低迷不相适宜。业主力求实现经济生产的自主安排，敞田制农业的生产规则不再被奉行。业主立足节约成本，牟利趋向更为突显。在乡村社会经济生产模式转型和经济观念更迭的背景下，亨利八世时代的乡村经济转向专业化生产，业主大量弃耕转牧，促进了畜牧业的勃兴。畜牧业的发展首先以圈地最为瞩目。而由圈地畜牧衍生出的多层面的经济社会变化至今仍未被充分研究。2017年英国农史学家简·蕙特尔（Jane Whittle）呼吁重新考察近代早期的圈地。
圈地畜牧因何而兴？已有的讨论一般认为，是畜产品价格高于农产品价格所导致，其实不尽然。圈地畜牧业的兴起除经济生产类型转变的背景外，还受到农牧生产过程差异和现实因素的影响。谷物种植业和畜牧业都是高度经验性的生产实践。业主在从事谷物种植与畜牧养殖的过程中虽无科学的知识，但直观感受丰富而细微。根据尼德兰（Netherlands）农史学家范·巴斯（Van Bath）的研究，谷物种植受到土壤、水分和气温等70余种因素的限制。亨利八世时代气候已经进入阴湿严寒的“小冰期”（Little Ice Ages）。谷物生长的不利因素易于生效，造成庄稼荒歉或绝收。这两种情况对业主带来的损失是难以承受的。正常年份或年景较好时，持有10英亩耕地的小农，会有2—3英镑的收益。若遇灾荒之年，他的收成较之正常年景要减少50%，会损失13英镑17先令。生产中做何安排，对业主而言是一个严肃的抉择。然而，从事畜牧业的业主可以有效规避谷物耕种的潜在风险。畜牧业不仅具有节省劳动投入、生产周期短、产出可预期的特点，还可以获得羊毛、皮革、鲜肉、油脂、乳汁、奶酪与黄油等畜产品。畜牧业具有显著的产业优势。业主在经济生产中的务实法则，是业主弃耕转牧的现实原因。就农牧产品价格而言，1500—1569年间谷物价格始终高于畜产品价格，且谷物价格的涨幅更大。业主并没有完全被市场价格所裹挟，而是基于现实，将经济安全与生产盈利并重，做了利己的生产安排。
16世纪上半叶，英格兰呢绒业增长强劲，进入手工工场时期最辉煌的阶段。呢绒出口和内需的数量都在持续扩大。仅1541—1545年，国内呢绒消费量就多达19万匹。而呢绒出口量陆续渐长。1485年为81835匹，1509—1523年84789匹，1524—1533年91394匹，1534—1539年102647匹，1540—1547年122354匹。英格兰出口的呢绒充斥安特卫普（Antwerp）的集市。1544—1545年，安特卫普转销的货物登记列表中，各类织物占比高达%，位列第一，其中绝大多数呢绒来自英格兰。呢绒业的繁盛须以充足的羊毛供应为前提。没有大量的羊毛供应英格兰呢绒业的稳健增长犹如无源之水。羊毛需求的扩大刺激了牧羊业的发展。
与此同时，英格兰居民的肉食品消费出现了明显的变化，由食用猪肉为主转向牛羊肉消费占优。1502年9月9日，罗伯特·普兰顿爵士（Sir Robert Plumpdon）给妻子艾格妮丝（Agnes）的信中载言：“将于9月13日屠宰8只羊和1头牛用作晚餐。”牛羊肉的大量消费不仅出现于家庭日常生活，也存在于共同体的集体生活之中。“1556—1557年，温切斯特学院（Winchester College）的账房为供应学院的伙食采购了36头牛和500只羊，没有猪肉……1个世纪以前，学院的伙食供应是以猪肉为主。”牛羊肉消费的增加不仅见诸文字史料，考古发掘结果显示了同样的变化。14—16世纪早期，考古发掘的猪与绵羊或羔羊骨骼样本数量比如下：诺维奇（Norwich）的 阿 尔 姆 斯（Alms）1 1 3：3 7 6，科 尔 切 斯 特（Colchester）2 6 4：1 0 4 2，北 安 普 顿 的 格 林（Green）133：679，莱切斯特的圣·彼得巷（St Peter’s Lane）215：728。以上出土的家畜骨骼样本的数量对比反映出，14—16世纪牛羊肉的消费在不同地区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牛羊消费普遍居多。牛羊肉消费的普及与需求量增加必然会对畜牧业的兴盛推波助澜。最为直接的体现即是绵羊数量的增加。英格兰的成年绵羊数量总体上稳中有增。1491—1495年成年绵羊共约128万只，1541—1545年约150万只。
经济生产的安全性和畜产品的市场需求扩大构成了畜牧业持续增长的基本动力。畜牧业的兴盛势必会对谷物种植业形成冲击，因为二者都是完全基于土地开展生产，关节点就在于土地的用途及规模。时贤的分析或采取理论进路，或实证分析，都是基于长时段。然都铎时期圈地畜牧经济规模十分有限的结论仍需进一步推敲。首先，近代早期西北欧重大经济变革并发，英格兰经济发展的长时段考察是否有其局限性？得出的结论是否符合具体时代？何况“都铎中期危机”时，英格兰乡村经济发展经历了大的变动。其次，有关圈地的直接史料单一，且涉及地域有限。奔宁山脉（Pennines）两麓和泰晤士河（Thames River）以南不适宜谷物种植的区域并未做全面调查。况且圈地调查委员会的成员中不乏圈地畜牧的经营者，不能排除中间有人隐匿自己畜牧圈地数量。最后，都铎时期圈地规模微小的结论与亨利八世时期的社会舆论与经济情势不甚符合。
圈地畜牧是亨利八世时期朝野热议的论题，贯穿亨利八世时代始末。从起初的托马斯·莫尔爵士（Sir Thomas More）到本朝末年的约翰·黑尔斯（John Hales）都在持续地论争圈地畜牧的利弊。莫尔历任下院议员和法官，他对地方畜牧圈地无疑耳熟能详。1516年出版的《乌托邦》（Utopia）一书中莫尔用讽喻的修辞针砭时弊，随后以平和的心态陈述“他们（教俗领主）把每寸土围起来做牧场，房屋和城镇给毁掉了……佃农从地上被撵走，为的是一种的确是为害本国的贪食无餍者，可以用一条栅栏把成千上万亩地圈上”。后文中，莫尔借用希斯拉德（Hythloday）之口，再次强调了农耕的重要性。莫尔的描述与1514年治安法官提及的情况如出一辙。当时人们都在抱怨，耕地被圈占为牧场，造成村民流离失所。1548年，圈地调查的委员约翰·黑尔斯却看到了圈地畜牧的有利之处。他认为呢绒业发展日盛，圈地畜牧可提供羊毛。呢绒出口能增加王室岁入，可以减轻民众的纳税负担。 16世纪中期，流传于英格兰北方的一份小册子中，作者抱怨道：“北安普顿、白金汉与牛津3个郡的农民不事农耕，造成谷物不足……原来的耕地上，如今遍地是绵羊。”以上廷臣和庶民对同一问题的持续讨论并非无的放矢。
根据圈地的直接史料《1517—1518年圈地调查登记簿》（The Domesday of Inclosures, 1517-1518），尽管不同地区圈地规模不尽一致，但部分郡显然是为了发展畜牧业而圈地。据1517—1518年圈地调查委员会调查显示，圈占的土地中牧地占比依次是：伯克郡35%，林肯郡%，贝德福德郡%，牛津郡75%，埃塞克斯郡%，白金汉郡%，沃里克郡86%，北安普顿郡%。莱切斯特郡牧地占比最高，达%。以上9个郡中，有8个郡牧地占圈地面积的一半以上。更进一步可以发现，在一些百户区的圈围土地中牧地占压倒性优势。东米德兰莱（Midlands）切斯特郡的弗拉姆兰（Framland）百户区圈地中只有11%用作农耕。西米德兰沃里克郡的金顿（Kingtong）百户区的圈地中牧地占比高达90%。虽然在伯克郡的圈地中牧地占比最小，但个别百户区的调查结果也能体现上述特征。金伯里—埃格勒（Kintbury Eagle）百户区的圈地中牧地占比70%，莱普勒斯梅尔（Ripplesmere）百户区是77%。中世纪盛期以来英格兰小土地持有大量存在，尤其是在谷物种植区。高比例圈地畜牧的出现一定程度上能说明，此时的圈地畜牧绝非是个别业主的经济行为。由此英国经济史家利普森（E. Lipson）指出这一时期乡村经济根本性变革是圈地畜牧业的兴起。新近经济史的研究结果显示，都铎时期英格兰耕地面积没有急遽的扩增，亨利八世时代更不明显。圈地畜牧业的扩张势必会造成谷物种植面积的减少，尤其是谷物主产区米德兰区域内的沃里克和莱切斯特。可以说绝大多数圈地者的动机就是为了开展畜牧业。
英格兰东部的谷物高产区同样广泛存在圈地畜牧业。1497年肯特郡的巨室威廉·布洛克希尔（William Brockhill）持有圈围的牧地1189英亩。1513年他又租赁了阿普勒多尔庄园（Appledore）新近圈围的土地英亩。后来，这里出现了一个牲畜交易的集市，里面有60个摊位，还有屠宰场。牲畜交易市场只有依托于畜牧业的发展才能出现繁荣景象。圈地畜牧在埃塞克斯郡分布较广。郡中部分堂区（parish）的农户将全部耕地转向了圈地畜牧，部分堂区农民兼营圈地畜牧与谷物种植。勒亚德马里（Leyardemarry）堂区的亨利·梅尔内斯爵士（Sir Henry Merneys）有42英亩耕地，全部被圈作牧地。威布罗（Wyborrow）堂区的亨利·泰耶（Henry Teye）占有牧地和林地100英亩，耕地只有8英亩。诺福克郡作为中世纪英格兰重要的产粮郡，其谷物种植业也遭到了侵蚀。英国经济史家阿什利（W. J. Ashley）的研究表明诺福克郡的圈地以小面积为主。圈地面积由1/2维尔格特（virgate）到2维尔格特不等。300英亩的圈地出现在3—4个地方，只有一个地方圈地面积达600英亩。诺福克郡的畜牧业与本地其他非农耕产业相互动。诺福克出产的沃斯蒂德呢（worsted）声名远播，行销海内外。羊毛可在当地加工成呢绒。诺福克还是伦敦和加莱所需奶酪和黄油的供应地。1544年11月6日发布的公告载言：“一些人枉顾政府禁令，以供应加莱为名，大量贩卖奶酪和黄油，实则为己牟利。”乳畜品丰厚的利润，稳定广阔的市场促成了诺福克乡村经济生产转向乳畜业。
乡村的乳制品加工完全由家庭妇女承担。乳制品既是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也是谷物之外重要的补充性食物。这项经济活动广为农户家庭所操持。蕙特尔经研究英格兰西南5郡后，发现乳牛饲养是乡村妇女的主要职业，并强调乳制品制作不是一种临时性活动，而是一种家庭经济。威尔特郡的一些乡村以“奶酪之乡”闻名遐迩。休·拉蒂默在《布道辞》（sermons）中记载，其母亲负责30头牛的喂养、挤奶工作。贵族家庭甚至会雇佣女仆开展这项家庭经济。1545年流布于贝德福德郡的《约翰·葛茨维克爵士家训》（Sir John Gostwick's advice on household management）中有言，务必有两名妇女负责家庭的乳制品生产。乳牛数量在16—20头时，需要另雇1名女工。乳制品的生产已经不是妇女临时性的行为，她们成了乳制品加工的从业者。妇女把精力转移到繁杂的乳制品加工，而农事活动的关键环节无法由农夫独自完成。犁地之时，需有妇女牵引役畜前行，其夫在后扶犁，才能在最短的时间里犁完条田。农事活动中妇女缺位会制约农耕生产。
现有论及都铎畜牧业发展的论著大多结合圈地展开论述，从而遮蔽了对未发生圈地区域畜牧业增长的考察。未发生圈地的区域，畜牧业存在于多地，且牧场占地广。埃塞克斯郡以高产小麦和大麦久负美誉。然而进入16世纪后，该郡的西南部成为养殖牲畜的育肥场。牛津郡西北部的查德灵顿（Chadlindon）百户区虽没有出现圈地，但有77%的土地用来放牧。该郡中部的巴林顿（Bullingdon）百户区，只有%的土地圈占，放牧用地却占到92%。1491年坎特伯雷大教堂的修道院把奥格维克庄园（Orgarswick）租给托马斯·奈特（Thomas Knight），他承诺在21年租期的最后5年，不在租地上从事谷物种植……如果违约，修道院有权要求补偿损失。这是顾及土地连年耕种会耗尽土壤肥力。这不利于后期牧草生长。
有关非圈地畜牧业的扩张，时人留下了丰富的记录。1514年提交至议会的一份议案写道：“有20—30户居民的乡村，住宅坍塌，住户离散，教堂失修。许多的堂区只能看见牛倌或羊倌。”1523年，安东尼·费茨赫伯特爵士（Sir Anthony Fitzherbert）的《农书》（The Book of Husbandry）有云：“农夫最普通的生活是一边用犁播种谷物，一边饲养乳牛，切莫舍此逐彼。”针对持有小土地的普通民众，他发出了善意的劝诫。担心小农孤注一掷可能会危害正常的生活。这类担忧无独有偶。1549年，托马斯·史密斯爵士（Sir Thomas Smith）写道：“我莫名地感到危险。12年前，我们中间有很多人都觉察到，耕地的收益在减少。因此不少邻居把他们曾拥有的2架、3架、4架犁具搁置一旁……并将部分耕地或全部耕地转变为牧地，要么牧羊，要么放牛。”“据悉，在方圆不到6英里的范围里，曾有40人居住。近7年有12驾犁闲置。现在只有一个放牧人和他的畜群。”小农作为业主的一类，闻风而动，追随潮流，弃耕从牧。普通农户斯宾塞家族在畜牧经营中获利颇丰，并于1519年跃升至骑士等级。
亨利八世时代，中央与地方政府对耕地流失、谷物种植业的萎缩深感忧虑，频繁出台法令希望制止圈地行为，遏制圈地畜牧业扩张，恢复农耕。这可以进一步印证畜牧业发展对谷物种植业的冲击。1514年治安法官和郡委员起草的布告载言：“耕地被用作牧地后，谷物的连年不足……这造成人去宅破，家禽和食物也在减少。”对此首辅沃尔西想通过法令阻止圈地再度发生，将牧地变回耕地。16世纪30年代，乡村屋舍失修，谷仓破败，圈地用作放牧的活动依然盛行于世。沃里克郡辽阔的圈围土地上不见庄稼，唯有牧草。1501年米迦勒节（Michaelmas）时，诺福克郡的农民罗杰（Roger）有绵羊4000只。到1510年米迦勒节时，他共有绵羊17000只。1516年的记载显示他拥有26个羊群，数量竟多达18000只。托马斯·克伦威尔接任首辅后，除因袭前任的政策外，开始限制业主蓄养的羊群规模。1534年法令规定，个人蓄养的绵羊数量不得超过2000只。但精明的业主会把自己的羊群以子嗣、亲属和仆人做署名登记，以此逃避法令约束。虽然各级政府勤于立法，但未见有实效显现。当局立法的初衷与业主的经济行为南辕北辙。大家族有规模庞大的畜群，也未见有牧地恢复为耕地。此时如何使用土地不再取决于村规民约、王朝律令，而是完全由业主的个人意愿决定。英格兰行政中枢的决策变化和施政结果表明劝农返耕已非易事。
土地的非农耕使用还有其他途径，其生产目的都是面向市场。不少业主青睐于经济作物与工业原料的种植。啤酒花作为啤酒生产的基本原料，能使啤酒变得清淡、可口，也可以延长啤酒的保质期。近代早期英格兰啤酒消费需求正旺。1522年加莱防区都尉威廉·桑德斯（William Sandes）致信首辅沃尔西，写到“希望您（设法）送至加莱1000桶啤酒，至少也要有700桶”。1544年在法征战的英德联军4万余人一天至少要饮用啤酒40000加仑。啤酒消费的增长带动了啤酒花市场的繁荣。1528年加莱城居民对啤酒花的需求量达到31180磅。英格兰的啤酒酿造相对集中分布在伦敦桥南岸的南华克（Southwark）。为满足这里的啤酒花的需求，16世纪初英格兰重要的农耕区萨里郡和肯特郡的不少地方转向了密集的啤酒花种植。工业原材料亚麻与大麻种植散布于兰开夏郡、约克郡与米德兰区域内的各郡。
亨利八世时代，畜牧业与谷物种植业形成了竞争之势。多种史料皆表明谷物种植业受到冲击，畜牧业增长日盛。圈地畜牧和非圈地畜牧的经济活动广泛存在，持续扩大，引起了朝野共同的忧虑。畜牧业与乡村非农耕经济良性互动，相互促进。畜牧业的勃兴与一些地方经济作物的种植占据了谷物种植业的核心生产要素——耕地。这一变化从根本上动摇了谷物种植业传统的压倒性优势地位。尤其是米德兰和诺福克大面积耕地的牧场化，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谷物供给不足问题的出现。正如英国经济史家坎宁安（W. Cunningham）独到的论断，亨利八世时代“谷物种植业的衰落，畜牧业的增长，是一个民族的忧患”。
三、西北欧国际市场中谷物需求竞争的加剧
凭借安特卫普崛起，英格兰经济深度融入欧陆经济贸易网络。16世纪上半叶，“独占鳌头的西方商业之都”——安特卫普，13位于由低地地区（Low Countries）城市组成的一体化港口体系的顶端，处在西北欧商业贸易的中心，14是联通欧洲东西方商品交易的国际市场。安特卫普的崛起打破了中世纪盛期以来欧洲内部南北纵向经济交换与物资流通为主导的格局，代之以东西横向的延伸，新商路开始形成。北海两岸商业贸易异常活跃，交往领域持续拓展，经济联系不断加强。然而经济情势的变动，谷物需求竞争变得激烈，致使英格兰进口谷物面临重重困难。
谷物种植业的萎缩导致英格兰谷物供需矛盾日渐突显。为缓解国内谷物匮乏的问题，亨利八世致函吕贝克（Lubeck）当局，希望从吕贝克的市场进口小麦和黑麦。1546年2月26日，吕贝克当局回复国王：“已收到您的公函，亦从您的使臣处获悉，需要购买谷物。他们（市民）很乐意帮助您，但是在他们中间同样存在饥馑，如您的使臣所见，他会向您做详细说明。”从回函内容来看，亨利八世谷物求购是徒劳的。此结果的出现与北海、波罗的海地区谷物贸易变化有关。1500前后，出入于松德（Sound）海峡的谷物贸易十分兴盛。16世纪初平均每年有1300只商船通过松德海峡，绝大多数船只的吨位在60—200吨之间。谷物是该地区输出的主要大宗贸易商品。可是自16世纪20年代起，波罗的海谷物贸易的两端，安特卫普集市和欧陆大平原发生了诸多变化，谷物变得紧缺。
安特卫普所处的低地地区，虽然在中世纪盛期发展出了精耕细作式谷物种植业，但本地的人口快速增长和高度的城市化，谷物仍供不应求，需要从外地输入大量的谷物。安特卫普以低地地区的港口城市和内陆城市为卫星城，紧密联系着欧洲的商业活动，贸易往来相当频繁，商业辐射范围远在欧洲之外。安特卫普快捷的商业结算和发达的金融业务为商贸活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汇聚世界多地林林总总的货物，吸引多国商贾与贩夫走卒云集于此。从16世纪初到中叶时，安特卫普本地的城市人口由4万人增加至10万。人口增加与城市集群效应对谷物生产与需求的影响格外明显。一方面低地地区发展出了高产农业，单位面积的谷物产量领先欧洲其他国家与地区。尼德兰经济史家巴维尔（B. V. Bavel）的研究表明，1500年低地地区100个人的谷物种植可以供养175个非农人口。同样条件下，英、法和意大利（Italy）是135人，波兰（Poland）是100人。另一方面城市化和移民聚集造成谷物需求不断膨胀。为满足不断增长的谷物需求，低地地区城市所需的谷物不仅由尼德兰与布拉班特（Brabant）的乡村供应，还从物产丰腴的比卡底（Picardy）大量进口。
15、16世纪之交，低地地区高效的农耕经济出现了衰落。美国经济史家米斯基敏（H. A. Miskimin）指出尼德兰种植的谷物无法与来自波罗的海的大宗廉价谷物相竞争，最终促使尼德兰的谷物种植业转向了畜牧业。11490年，顿热罗（Tongerlo）修道院的45个农场养有牛916头，1513年增加为1056头。1490年每个农场绵羊平均数量是3926只，1500年为4270只，不久就超过了4500只。每年夏天，来自丹麦（Denmark）和石勒苏益格—霍尔施泰因（Schleswig-Holstein）的10000余头公牛进入弗里西亚（Frisia）沿海一带育肥，直到秋季才被出售或屠宰。此外，低地地区南部发达的纺织业带动了亚麻种植和染料种植兴起。亚麻富含经济价值，可用来提供工业原材料、亚麻籽可以榨油，残渣是上好的饲料。亚麻种植在当地农户中相当普遍。染料作物是首等经济作物，市场需求旺盛，低地地区种植范围广。谷物种植面积缩减之际，谷物产量出现滑落。弗兰德尔中部的康布里兹（Cambrésis）1370年小麦产出指数为100，1320年是145—150，1520年或1540年降至85。弗兰德尔的谷物种植业在衰退，而此地的城市化率仍维持在高水平，并不断有新移民涌向此处。安特卫普所在的低地地区既是国际谷物贸易的分销地，也是大量谷物的消费地。但泽（Danzig）港谷物的输入缓解了低地地区谷物需求与供给的失衡。尼德兰人形象地称但泽为“面包的箩筐”。
但泽的谷物产自欧洲的天然粮仓——欧陆大平原。大平原地域辽阔，北至波罗的海，东接乌拉尔山（Ural），南抵高加索（Caucasus）。优越的地理气候条件适宜开展小麦和黑麦的种植。进入16世纪，伴随经济复苏，欧陆大平原内部的谷物需求量开始增长。德意志（Germany）东部与南部、波兰、波希米亚（Bohemia）和匈牙利（Hungary）等地区手工业经济兴起，推动城市经济欣欣向荣，并催生了一批小城镇。仅波兰就有800多个新城镇出现。“史料表明，16世纪波兰中部和西部地区人口变得更加密集。尤其是在马索维亚（Mazovie），东部和北部人口的涌入，人口愈加集中。”融入德意志的贸易网络之后，波兹南（Poznan）和克拉科夫（Cracow）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城市经济变得繁荣，城市人口增加，地方性谷物需求持续扩大。匈牙利经济史家帕赫（Z. P. Pach）的研究表明16世纪上半叶，匈牙利出口的谷物只占小部分，更多的谷物为本地居民和经常与土耳其作战的士兵供应。桂拉（Gyula）要塞领地的收入账目显示当地谷物需求扩大。“1519年出售小麦的收益是225弗洛林（florin）……1557年的收益为2808弗洛林。”
与此同时，波兰还是邻近地区所需谷物的来源地。波兰经济史家托波尔斯基（J. Topolski）的研究指出土耳其（Turkey）军队所需的谷物从波兰的市场获取。1542年匈牙利的一位大领主说道：“我要买一艘可以装载一千麦特雷塔大麦和小麦的货船。我要运销大麦、面粉与其他货物。几经倒手，其中大部分谷物流入维也纳。”中欧地区谷物市场的增多，谷物贸易范围的扩大反映了本地和周边区域谷物消费的高涨。但是大平原的生产方式仍旧以强制佃农使用自己的工具和牲畜，延长奴役劳动时间为代价的粗放式生产。中欧的农耕生产率没有提高，小麦与黑麦种子的投入产出比只有1：3—1：5。大平原内部和附近地区谷物消费在增加，谷物产出却维持在低水平。
灾害和战乱造成农耕生产环境恶化。巴黎市民的日记写道：“1522年岁末的几周里，一场严重的霜寒冻死了刚刚播种的麦种。”异常的天气不利于庄稼的生长。“‘小冰期’最突出的特点是冬季的气温延长，较之以往延长了2—3个月。春季来得晚且冷。秋天到得早，同样是冷。”天气长期湿冷，庄稼生长期变短，谷粒很难生长饱满，最终导致歉收不时降临。此外，16世纪上半叶法国北方和德意志境内烽火频仍，遭受自然灾害的乡村再次受到战乱蹂躏。1522年7月，英国将领萨里伯爵率领军队烧毁了莫莱（Morleys），洗劫了布列塔尼（Brittany）沿海一带的布雷斯特（Brest）。8月30日，他带领士兵15000人，从加莱进攻比卡底，焚烧了沿途许多乡镇与村庄。次年，萨福克公爵率军进入法国，比卡底又一次遭受战争的创伤。在德意志境内，从西面的阿尔萨斯（Alsace）到东面的斯蒂利亚（Styria），由南部的蒂罗尔（Tyrol）到北部的图灵根（Thuringia），陷入一片战乱。1525年7月初，黑森（Hessen）地区就有24个村庄化为废墟。自然灾害和战乱干扰农事活动，损毁庄稼，谷物产量减少无法避免。1522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 V，1519—1556年在位）的军队在比卡底作战期间，军粮得不到及时的补给，军中食物长期短缺。
谷物来源地和输入量的减少直接造成西北欧国际市场中谷物价格的大幅上涨。但泽谷物价格的涨幅高于同期的布拉格（Prague）、维也纳和卢布尔雅那（Ljubljana）谷物价格的上涨水平。卢布尔雅那最高的谷物价格比但泽低30%—50%。但泽谷物价格的上涨带动低地地区的粮价高涨。跟正常年份相比，低地城市的谷物价格增长率分别为：乌特勒支（Utrecht）1517年是44%，1522年126%。安特卫普1502年为110%，1521年170%，1531—1532年93%。以上多地的粮价持续在高价位区间波动，且持续上扬，涨势迅猛。这表明但泽和低地地区城市谷物需求的缺口尚未得到回补，谷物存量不足。在此背景下，亨利八世力求从海外市场求购谷物。
1546年初，诺福克伯爵和萨福克公爵率军在法国作战之际，加莱和布洛涅（Bolougne）的军中谷物告急。英格兰境内已无力持续向前线输送大量谷物和其他食物。 1月15日，国王差遣威廉·沃特森（Willian Watson）和约翰·迪莫克（John Dymock）会见英国派驻尼德兰的使臣斯蒂芬·沃格汉（Stephen Vaughan），商议进口谷物事宜。起初，他们计划从尼德兰、德意志及其附近地区收购大量谷物和其他食物。1月27日，沃格汉在安特卫普寄给枢密院的信中提到：“许多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携带大量现金，凭借良好的信誉，在尼德兰地区的谷物市场竭力囤购。”面对激烈的竞争，沃格汉一行初定的谷物采购计划落空，遂移步至安特卫普其他集市和阿姆斯特丹（Amsterdam）的市场。市场上奇高的谷物价格，已经远远超出国王初定的预算。为完成购粮任务，他们远赴波罗的海沿岸的市场寻求谷物。经多方打探，2月20日，他们在但泽港与谷物商伊拉斯谟·舍茨（Erasmus Schetz）订立了商约。大斋节的中后期，舍茨将为英国运送600拉斯特（last）黑麦和400拉斯特小麦。就在5天之前，但泽当局寄给亨利八世的公函中有言：“由于冰冻，无人运输谷物至此……现城内谷物极度缺乏。”历经波折，亨利八世的愿望虽然得以达成，但是输入谷物当中所遇到的困难和付出的代价有别于其他时代。
亨利八世时代英格兰虽未出现大饥荒，但谷物供给不足的问题长期存在。针对谷物问题，当局采取的举措无法彻底化解谷物生产与谷物输入中遇到的难题，致使英格兰处于谷物短缺的困境。谷物短缺问题的长期存在与境内谷物生产和境外谷物贸易的结构性变迁可谓是表里相应。
四、余 论
面对近代早期英格兰谷物短缺和谷物价格持续高涨，“需求论”者以人口数量的持续增加作为论断的依据。他们认为人口增加诱发谷物需求膨胀，推动谷物价格上涨。然而，亨利八世时代英格兰人口是否处于持续快速增长，是一个有待审视的问题。目前，经典的解释是社会史家里格利（E. A. Wrigley）和斯科菲尔德（R. S. Schofield）人口史研究的结论。他们指出1541年英格兰的人口数量是万，1551年万。这与学界广为采用的16世纪20年代约有220余万人相比，中间将近有80万新增人口。而这一阶段鲜有成熟的英格兰人口史研究成果。仅凭以上数据容易使人将亨利八世时期联想为人口增长期，其实不然。
亨利八世时代人口数量仍未明显增长。灾荒史家阿普尔比（A. B. Appleby）的研究表明，始于1538年的“堂区受洗、婚姻与死亡登记簿”（parish register）记载的死亡人数与墓葬考古发掘结果互不吻合。亨利八世时期还有“兵役调查簿”（Muster Survey）、“庄园法庭卷宗”（manor court roll）与“世俗补助金税册”（Lay Subsidies）等材料可用于人口史研究。据此已做的研究没有显现出人口数量的持续快速增加。林肯郡的格林斯比（Grimsby）镇人口减少的迹象十分明显。1377年镇里有1500人，16世纪初不足900人。伯克郡西部1381年有纳税人2338人，1522年有2234人。其中6个堂区的人口1522年是507人，1546年是571人。旅英外国人的记载可进一步提供佐证。1500年，意大利人夏洛特·斯尼德（Charlotte A. Sneyd）观察到“岛屿的肥沃和富饶与其人口数量不相称。我骑马从丹弗到伦敦，随后又从伦敦至牛津，沿途村野凋敝，人烟稀少”。1520年，苏格兰人约翰·迈尔（John mair）看到村里教堂附近仅有12户居民。可见即使在英格兰富庶地区人口分布依然比较稀疏。
亨利八世时期，制约人口增长的因素尚未改变。多种疾病和瘟疫不时而至。国王曾身患顽疾，晚年更是饱受病痛折磨，可御医也无法实施有效的治疗。百姓对疾病没有认知，只能借助魔法与巫术。部分知道用药物医疗的人采用的是有毒药物。儿童免疫力差，感染疾病后很难存活。父母忙于为生计奔波，疏于照料，易于造成儿童意外死亡。有1/5的儿童在1岁之前死去。日后成长中仍然面临很大的危险，只有1/5—1/10的儿童能活到15岁及以上。此外，人口增长的另一个决定性因素是生育率。近代早期英格兰大量年青女性担任“生命周期仆从”（lifecycle servanthood）。14—16世纪诺福克郡仆从中女性占到40%—60%。这些仆从基本上都是未婚群体。对她们而言，组建家庭意味着生活成本成倍提高。16世纪上半叶，生活必需品价格不断上涨，工资购买力日渐下降。社会中大多数青年男女的婚龄和育龄被延迟。1560—1646年间，德文郡克莱顿（Coliton）女性26岁时才结婚，此时普通人的预期寿命还没有超过40岁。高死亡率和孕育期的缩短抑制人口快速增长。
与此同时，英格兰城市化率低且增速十分缓慢。以5000人以上的城市为界，1500年城市化率是%，1550年为%，3 50年间城市化增长率仅为%。就伦敦而言，1500年约有5万人，16世纪20年代6万余人，1550年为7万人。4伦敦的人口增加与其说是自然增长，还不如说是人口迁徙的结果。伦敦得天独厚的优势吸引异乡人至此寻求改变命运的机会。总体而言，亨利八世时代英格兰人口数量难以实现快速增长，加之城市化水平低，从而不足以产生谷物需求的急遽膨胀。
亨利八世时代，英格兰谷物供给不足是近代早期英格兰经济社会转型的鲜明表现，其缘由跟市场经济的拓展直接相关。境内外市场的衔接助推了英格兰呢绒业的进一步发展，羊毛的需求不断扩大，畜牧业的生产空间持续扩张。畜牧业的兴盛，一方面，占据了更多的耕地，从而谷物种植业逐渐萎缩；另一方面，业主的生产主体性地位得到巩固，他们自主安排经济生产。面对耕地减少和谷物短缺，亨利八世想从竞争激烈的西北欧国际市场中获取谷物委实艰难。西北欧谷物种植业出现了共时性的变动，谷物生产受到多重冲击，多个区域存在谷物短缺。英格兰没有因此陷入经济危机，而是表现出一种更加复杂的景象，谷物种植业萎缩与畜牧业繁荣相并存。如此经济情势中立足自身利益的业主与统摄全局的政府各行其是，以致当局保护与恢复耕地的举措频频落空。谷物自产受损，粮食进口不畅，形成内外交困，由此是供给不足造成了亨利八世时代英格兰的谷物短缺。
贾永勇，青海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